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取经济救助就像是在追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当你靠得更近时，它会突然离你更远。

有些人从来没有领到过补助。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在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慷慨发放了2.2万亿美元的失业补助，但美国最贫困人群的经济状况目前却变得更差。研究人员表示，截至9月，“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月贫困率分别为25.2%和25.8%，而白人的月贫困率只有12%。”

州政府繁琐的官僚手续、过时的计算机系统和有些州反福利的态度，导致许多人无法及时获得帮助。在佛罗里达等地，人们一直等到夏天才领到失业补助。佛罗里达州近四分之一人口是拉丁裔。结果导致当地人的账单逾期，食物银行前排起长龙，人们的财务状况每况愈下。Evercore ISI的政策经济学家厄尼·特德斯基告诉《财富》杂志，在人们终于领到补助之后，约三分之一被用于偿还债务；三分之一用于消费（主要是食物）；三分之一被存入银行。7月31日，600美元额外失业补助到期，300美元工资损失援助项目也即将到期，这意味着人们将很快用光自己的储蓄。

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加利·伯特里斯表示，美国经济目前主要依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撑。他说：“消费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高收入群体。”

《财富》杂志采访的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表示，没有及时高效地集中提供救助，以及失业补助和其他救助措施错综复杂的手续，是给美国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

在邻国加拿大，加拿大国民只要在联邦税务局的网站上在线填写好表格，三天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就会直接存入2,000加元。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专门研究宪法与社会正义问题的法律教授马戈特·杨说：“有了这笔钱，人们就可以做到在疫情期间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待在家里或者不坐公共汽车上班等。”

加拿大的援助计划名为“加拿大经济复苏福利”（Canadian Economic Recovery Benefit），惠及近9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从4月启动该计划以来，加拿大政府共发放了810亿加元（约合610亿美元）的福利金，并且发放时间能够追溯到3月15日。该计划于10月终止后，并入了改革后的失业保障制度。自雇人员和零工人员都被纳入了失业保障范围。

加拿大不是疫情期间的乌托邦，“加拿大经济复苏福利”计划也没有覆盖所有人。该计划最初针对的是完全失业人口；后来更新之后，月收入低于1,000加元的人员也符合该计划的资格。每月领取福利不足2,000加元的残疾人对此非常不满；他们现在有证据证明，他们以前领取的福利水平低于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工资。找不到暑期工作的学生在暑假每个月只能领到1,250加元，另外尤其是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外来劳工当中爆发了新冠疫情，但加拿大各省的准备不足。女性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她们要承担更多在家教育子女和照顾老幼的责任。加拿大还向小企业提供了40,000加元免息应急贷款，推出了住房抵押贷款六个月延期还款计划，并且发布了驱赶租客临时禁令，这些措施当然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它们也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基金会未来工作者研究员阿迈恩·雅尼恩告诉《财富》杂志：“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确实为更多国民提供了更多帮助，政策更加连贯。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的就业恢复更稳健，破产企业的数量更少。”今年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4.8%，而美国只有61.4%。此外，加拿大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6个百分点。

加拿大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和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小。根据人口规模差异进行调整后，加拿大的死亡病例和确诊病例分别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这一结果要部分归功于加拿大的紧急补助措施，使人们可以更快居家隔离。医疗是加拿大社会保障网中最重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部分。现在还无法确定加拿大的全民单一支付者医疗体系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健康法、政策与管理副教授保罗·谢弗表示，数据显示在美国没有扩大医疗补助的州，人们的处境更糟糕，因为医疗保险与就业的关系更密切。

谢弗表示：“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一些数据显示，在没有扩大医疗补助的州，一个家庭中失业的成年人失去保险的概率会提高近三倍。所以，在疫情期间你能得到怎样的支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住在哪里。”

但无论你身在何处，接下来每个人都要考虑如何管理债务和组织债务减免。将疫情期间的债务政治化，会导致各级政府的运行在未来几年出现动荡。

在美国，“不该动用公帑”的情绪非常强烈，这种情绪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系统性削弱社会保障网络的基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马丁·吉伦斯教授在他的《美国人为什么讨厌福利制度》（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一书中提到，个人主义、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对于“不配”享受福利的人群的比喻以及种族主义等，形成了美国人对于通过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这种方式的态度。

加拿大确实有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和集体主义思维，但雅尼恩认为，由联邦政府持有疫情产生的债务而不是由个人承担，在经济上有合理的理由。

她说：“你当然可以说失业的家庭应该承担债务，但用这种方式承担债务的成本最高。”家庭要为债务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比如信用卡和信贷额度的利息等，而且最贫困的家庭往往借款成本越高，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使用民间借贷，比如高息工资日贷款等。家庭债务在系统中存在的时间越长，所有人的情况就会变得越糟糕。

雅尼恩用债务成本对此进行了解释。她说：“家庭的借贷成本高于小企业；小企业的借贷成本高于大企业；大企业的借贷成本高于市政府；市政府的借贷成本高于省（或州）政府；省（或州）政府的借贷成本高于联邦政府。”

她继续说道：“由联邦政府偿还贷款和借贷的风险最低，所以在债务生态系统中，联邦政府的借贷成本最低。而由于疫情的原因，债务水平正在持续上升。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财政保守派，你会希望债务系统向贷款机构支付最少的资金，这就需要由联邦政府来承担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