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上午，在南方财经全媒体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发表《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的主题演讲。
陶玲表示，过去，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三年多时间，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一是，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二是，就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识。
对于前者，“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陶玲说，“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并没有通过资管产品获得低成本融资，所以，治理影子银行乱象，并不是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原因。”
对于后者，“打破资管产品的刚兑是必然的，一些投资者为此遭受损失，但所有投资者会因此受到教育，从而培育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收益预期。”陶玲说。
她指出，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已经取得四大共识：一是资管业务的本质：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二是资管行业的定位：连接投资者和融资方的直接融资，金融机构扮演服务角色；三是资管行业的监管方向：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四是资管机构的发展前景：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资管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被各方关注的是，我们还对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达成一致。”陶玲说，在整改过程中发现，新产品发行续接老资产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标资产规模较大，面临处置困难。当前，疫情加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金融机构落实资管新规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约束，为此，经过反复研究和测算，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长过渡期并不是改变资管新规的原则和标准，而是，降低金融机构整改压力，减轻对金融市场冲击，稳定实体经济融资，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造成信用过快收缩。在执行上，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主体责任，监管部门逐季监测实施。对少数过渡期结束时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避免刚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响。
当然，实践中，还有一些想推动的工作进展不够。主要是：行业呼吁了很久的，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税收政策，还难以实现；再如，对资管业务上位法的统一适用，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陶玲指出：“过渡期总要过去，行业总要归于常态，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因此，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定地以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相匹配为基本理念，做实主动管理，坚决打破刚兑，强化资金端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端的资产配置能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各类资管机构将作为资本市场中与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为重点，开展股权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促进融资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
以深化改革塑造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
——在2020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业内专家和新老朋友：
早上好，很高兴接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邀请，连续第四年参加资管年会。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今天，资管年会能够在上海如期举办，得益于中国依靠体制优势，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金融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对资管行业的影响不仅是现实的，也是深远的，这使得今年的年会格外特别。近日，正如行业预期，资管新规的过渡期政策调整已经宣布，在现实需要和根本定力之间把握平衡，传递清晰信号。值此前所未有的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认识过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引领和塑造资管行业的未来。
搞清楚未来往哪里去，就不能忘了，过去我们从哪里来。
过去，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三年多时间，我们做对了什么？可以说，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事，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影子银行风险。
高杠杆率意味着高债务，高债务导致高风险，这是全球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给世人的教训。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杠杆率高固然有储蓄率高等客观原因，但保持适度的杠杆率，使债务负担与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回报相匹配，是维护宏观稳定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影子银行快速膨胀，已成为宏观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2008年至2016年，我国货币条件及监管偏松，宏观杠杆率年均升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同业业务、银行理财等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但不少资金进行监管套利，多层嵌套，违规加杠杆，脱实向虚。当时，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影子银行较为悲观，认为规模巨大，底数不清，风险一旦爆发，将动摇整个金融体系。
2017年以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影子银行规模收缩，风险收敛。自2017年初，监管部门重点整治同业、理财、表外等影子银行业务，同时，随着资管新规进入起草和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金融机构的预期和行为边际也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出台，成为去杠杆的标志性事件。截至2019年末，中国影子银行规模三年累计压缩了16万亿元，信托业的同业通道业务较历史峰值累计下降近5万亿元。中国治理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主流业界机构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在这三年里，累计仅上升了5.9个百分点，注意，是增速大幅放缓，而不是绝对量的断崖式下跌，所以，可以称之为“稳杠杆”。
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严重冲击，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今年，为创造金融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攀升，据市场研究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将超过270%，比2019年的250%上升约20个百分点，增幅仅次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35.5个百分点）。此刻，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社会上仍有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认为，杠杆率高不影响金融稳定，规范影子银行导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贵具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足，贷款多投向大型企业、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二是民营和小微企业本身的风险较高，信息不透明，缺乏担保，贷款定价难以覆盖风险。因此，将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贵归结于去杠杆政策，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在资管乱象频发的过去，大量资管资金通过委外业务、多层嵌套、资金池，投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并没有通过资管产品获得低成本融资，所以，治理影子银行乱象，并不是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更难更贵的原因。
回顾过去，第二件做对的事，是就资管行业的本质和定位取得最大共识。
经过三年的治理实践，在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各方取得以下共识：
一是对资管业务的本质取得共识：这就是，卖者尽责，买者自负。首先，资管机构作为受托方，树立客户利益优先的行为规范，坚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职业操守。在此前提下，健康的金融市场必须是投资者风险自担的市场，不论是收益，还是风险，都由投资者享有和承担。因此，打破资管产品的刚兑是必然的，一些投资者为此遭受损失，但所有投资者会因此受到教育，从而培育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收益预期。
二是对资管行业的定位取得共识：过去，以投资非标资产、保本保收益、银行体系仍然承担信用风险为特征，资管行业主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间接融资。但实质上，资管业务属于连接投资者和融资方的直接融资，金融机构扮演服务角色。任何偏离直接融资定位的行为，不仅扰乱市场，也会损害机构的自身经营。资管行业可以细分为财富管理、投资顾问、投资银行等，不同资管机构优势不同，有分工也有竞争。过去一年，我们看到银行理财公司洁净起步、规范发展，21家银行理财公司得到批准设立，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保险资管公司都在回归本源，有序整改，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三是对资管行业的监管方向取得共识：针对过去资管行业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表外风险表内化、私募产品公募化等问题，通过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自资管新规出台，各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标准规制和相关配套细则，银行理财、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资金信托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虽然名称各异，但规则差异逐渐缩小，实质内容已趋同，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标准初步建立。
四是对资管机构的发展前景取得共识：资管机构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应当发挥市场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银行存款客户中的95%还没有成为理财客户，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可以说，资管行业才刚刚起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上述共识是我们共同推动资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被各方关注的是，我们还对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达成一致。在整改过程中发现，新产品发行续接老资产的能力有限，存量非标资产规模较大，面临处置困难。当前，疫情加大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金融机构落实资管新规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约束，为此，经过反复研究和测算，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1年至2021年底。延长过渡期并不是改变资管新规的原则和标准，而是，降低金融机构整改压力，减轻对金融市场冲击，稳定实体经济融资，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造成信用过快收缩。在执行上，要求金融机构承担主体责任，监管部门逐季监测实施。对少数过渡期结束时仍未整改完成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避免刚性整改“一刀切”的不利影响。
当然，实践中，还有一些想推动的工作进展不够。主要是：行业呼吁了很久的，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税收政策，还难以实现；再如，对资管业务上位法的统一适用，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信托法，存在不同理解。
回顾过去我们做对了什么，接下来，我想谈谈，今后还要做什么。过渡期总要过去，行业总要归于常态，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
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全球为对冲疫情冲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救助政策，金融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货币环境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低利率、低收益率，而资产质量将进一步恶化。低收益环境是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给资管行业的转型重构带来很大压力：债券类资产收益率低，股票资产波动加大，产品跌破净值的频率可能增加，非标资产违约增多。对此，需要坚定地以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相匹配为基本理念，做实主动管理，坚决打破刚兑，强化资金端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高投资端的资产配置能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若干结构失衡。其中，融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占比低，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不足1/3，在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占比低，非金融企业的股票融资余额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3%左右。同时，资金的期限结构也严重失衡，居民储蓄更多转化为金融系统的短期资金，资金从居民到金融市场（长到短）、再从金融市场到企业（短到长），形成两次期限错配。改变结构失衡，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中枢角色，推进更有效率的资本形成和资源配置。各类资管机构将作为资本市场中与保险公司、社保基金比肩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以募集和管理稳定的中长期资金为重点，开展股权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促进融资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近三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已有外资机构控股境内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多家全球性资产管理机构有意在中国设立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或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去年以来一些资管机构也优先选择在上海落地。外资资管机构进入中国，不仅自身面临对我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适应，也带来合作和竞争，这将倒逼境内资管机构改革转型，并促进行业规范与成熟国际标准接轨，助推我国资管机构的全球竞争力。
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资管行业的监管改革，既是补课，也要有前瞻性。如果说，过去集中治理行业乱象，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需要，那么今后，监管应当进入常态化。以提高监管的一致性为主基调，以信息披露和防欺诈为核心，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推动分业监管体系提供适应资管行业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需求的公共产品 ，进一步探索监管审慎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实践。
总之，过往十分不易，未来更非坦途。引领资管行业从“兴风作浪”到“乘风破浪”，需要继续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所有监管者、从业人员、研究人士和媒体同仁对此都负有一份使命和责任。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