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新冠疫情影响蔓延影响经济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六稳”“六保”。对此，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魏革军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保供应链与产业链的稳定尤为关键，因此，在“六稳”“六保”中保企业居于核心地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把保市场主体作为优先选项。
“六稳”是中央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提出的，“六保”是在今年新冠疫情影响蔓延，生产、流通、交易严重受阻情况下提出的。“六稳”强调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作用，“六保”侧重于解决突出问题及关键目标的实现。
保市场主体是“六稳”“六保”的关键关节，是金融政策金融服务的着力点
做好“六稳”“六保”需统筹好各项工作与目标，但切不可平行用力，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抓住其中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保供应链与产业链的稳定尤为关键，因此，在“六稳”“六保”中保企业居于核心地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把保市场主体作为优先选项。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六稳”“六保”中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前一段的争论已经平息。不同的观点反映了不同的角度，不能简单用对错评判，但也折射出越来越多的人趋于理性。经过多年的实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关系更加清晰，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
货币政策具有基础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始终以公众利益、市场稳定、国家利益为己任。中央银行在创造信用中的独特功能决定了其行为应有极强的纪律约束，即使在非常时期也应恪守基本原则和底线。这不仅关系到中央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和公信力，而且也关系到它对整体经济的融资能力和救助能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
当然，面对“六稳”“六保”的艰巨任务，货币政策也需突破既定思维，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做出一些例外的特殊安排，但这一切应建立在有序改革和纪律约束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兼顾长远，并避免出现大面积道德风险。疫情发生以来，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力度非凡，为市场带来了信心。相信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还会继续做出动态的调整。
从中央银行的政策取向看，保市场主体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导向：第一，保持适宜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这也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应有之义。第二，要树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思维，平衡好“六稳”“六保”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第三，始终以深化改革的思路探索保市场主体的方式，特别是发挥好利率传导的作用。在非常时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不可避免会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也不排除在某些环节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但应为将来非常规政策和工具有序退出留有空间和余地。
保市场主体并不是大水漫灌，不是行政干预，不是摒弃市场和专业。应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放活市场主体，激发自保潜力；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提升帮扶效率；注重发挥不同政策和手段的合力，改善营商环境，疏通传导通道；坚持保增长与保稳定相结合，防止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债务率过高增长。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金融角度看，保市场主体旨在通过更优惠的政策、更专业的服务、更适当的安排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我们注意到各地都在探索积极的实现方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龙头企业为抓手，以点扩面，围绕供应链、生态链开展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包括进行各种工具的创新。二是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以辐射更多的人口，激发各层次活力，带动改善民生、就业问题。三是借助“担保+信息技术+银行服务”模式，相互赋能，提升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四是统筹发挥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机构的作用，提供分类别、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特别是要提高市场主体的首贷获得和贷款展期比率。五是把中央和地方已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项政策运用好、用到位、用出实效。
保市场主体不可忽视金融自身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我们强调金融服务要提质增效，扩大容忍区间，平衡好自身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关系，但不是简单放松条件和原则，而是强调深耕细作，善于从“危”中发现“机”，不断改善商业模式，在支持企业脱困中不断发展自己，形成良性循环。
保市场主体重在提高货币信贷传导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金融服务做到精准有效，需要多方发力：
第一，高度重视区域信息平台建设。
这些年来，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为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信息治理缺陷，还存在信息孤岛和分割现象，为银行对企业的精准画像带来了很大障碍。在实践中，我们也对一些困扰货币信贷传导的突出问题感受深刻。区域信息平台建设滞后制约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一个突出现象是，区域信息平台建设得好的地方，货币政策传导更加顺畅，金融服务水平也更高。区域信息平台制约因素很多，有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及信息分治问题，有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协同问题，有地方工作推进力度问题，也有金融机构自身的信息挖掘能力问题。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信息平台已经成为制约金融服务的短板和瓶颈，越是在非常时期这一问题越凸显。因此，短期看，应鼓励银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加强与税务、电力、社保、海关、工商等部门的合作，摸清区域市场主体的底数，开发更多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服务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从中长期看，必须抓紧推进区域统一信息平台和征信体系建设，为市场主体融资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第二，更加重视供应链金融服务。
在这方面，构造一个区域金融生态圈尤为重要，这是有效提高服务水平的关键，也是改善企业金融营商环境的体现，也是金融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的重要依托。在这样的金融生态链上，不同的政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工具相互共存、相互赋能、共同生长。
在加强产业链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警惕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小微企业发展的不确定大，更多金融机构格外偏爱大企业、大客户，“垒大户”的现象严重。在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要防止众多银行对单一大客户的重复授信。授信过于集中，不仅会导致挤出效应，而且也助长了大型企业集团偏离主业、吃利差的不良倾向。因此，对产业链金融服务应加强政策引导和风险提示，实施穿透监管，让金融服务直达供应链与产业链。
第三，重视货币信贷区域传导差异。
从现在看，发达地区逆周期调节力度要大于欠发达地区，这与经济环境有关，也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有关。这有其合理性，但也与国内产业与资源分配不无关系。长此以往，会加大区域差异。因此，在实施结构性宏观政策时，应高度重视区域平衡问题，防止政策传导差异过大带来负外部效应。
第四，重视不同政策的协同。
宏观层面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协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已经看到，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跨部门政策，还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各类政策能否有效配合，直接决定着政策传导和实施效果，在精准对接、杠杆撬动、信息整合、风险缓释、营商环境等方面还需要深入协同发力。
第五，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金融市场。
我国已建立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可得性。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要注重发挥各种市场机制和工具的作用，以解决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需求和痛点。同时，面对市场主体困境，监管部门的信贷条件会有所放松，对风险的容忍度会扩大。
第六，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稳金融是“六稳”“六保”工作中的压舱石之一。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模糊的认识，认为应当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缓解经济基本面困境，通过大幅度减少银行利润和肆意放松贷款条件来解决企业生存问题。这些观点难以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因为，过度的预算约束软化和放松市场纪律并不能解决供应链和需求端的矛盾，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只会引发一系列扭曲和道德风险。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要忘记防范化解风险仍是今年重中之重的任务之一。应更加注重深化各类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充实各类金融机构资本、化解高风险机构的风险，维护好金融体系的健康，为市场和社会带来更大信心和力量。
保市场主体是在特殊环境下的政策要求和实践，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和攻坚克难。这是一篇必须做好的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