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美国七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会议。在委员会成员宣誓时，在场的清一色全是白人男性，当他们被问到他们的继任者是否可能是女性或有色人种时，没有人举手。

这片沉默凸显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华尔街从来没有女首席执行官，而且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

然而，这一事实与当时美国企业界的变革情绪背道而驰。

#MeToo运动推动人们重新审视办公室文化。机构投资者开始要求董事会增加女性，包括银行在内的各种公司都在宣扬多元化。

然而开头的那一幕实在令人失望。

后来，《财富》杂志在2019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专刊中特地留出数页，提出了三个紧迫的问题：为什么银行首席执行官这一职位对女性来说仍然如此难以触及？谁可能成为第一个突破者？而这一突破何时才会来临？

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现在有了明确的答案：今年9月中旬花旗集团宣布，简·弗雷泽（Jane Fraser）将于明年2月接替高沛德（Michael Corbat）出任首席执行官。

除非出现不可预知的变故，长期以来华尔街银行的隐形天花板已经成为历史。

但弗雷泽的任命并未彻底消除多年来女性无缘出任高层领导的文化。

这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首位出任华尔街大型银行首席执行官的女性是谁？她如何实现这一看起来似乎无法实现的目标的？

一方面，弗雷泽职业生涯的最新一步非常符合简·史蒂芬森所说的“成功路线图”，史蒂芬森是高管猎头公司光辉国际里首席执行官接任部门的负责人。

具体来说，她在花旗各个关键业务部门都工作过，每次离任时的业务状况都比她刚接手时好。而与此同时，她拒绝为了追求事业牺牲个人生活，违反了以往很多成功登顶的旧“规则”。

这种如同在古老迷宫中闯新路一般的寻找折中之道的能力，可能正是她格外适合这份工作的关键。

也正因如此，她愿意坦率谈论这份闯出迷宫的经验。

弗雷泽现年53岁，出生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热爱打高尔夫球。

她高中搬到了澳大利亚，最初渴望成为一名医生。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学不好生物，却格外擅长数学和经济学，于是自然而然向银行业发展。

弗雷泽毕业于剑桥大学，20岁就在伦敦的高盛公司工作。多年后，她感叹自己是办公室里“无聊的英国女孩”。

“其他人来自欧洲各地，更具异国情调。他们年纪稍长，会说多种语言，我觉得他们比我有趣得多。”2016年，她在智库美洲理事会和美洲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这种感觉促使她离开了伦敦，前往马德里，在咨询公司Asesores Bursátiles担任了两年分析师，期间提升了西班牙语能力。多年后这项技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她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职业生涯进一步偏离了典型的银行业成长轨迹。

她加入了麦肯锡，同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是，她认为银行业的女性让人“望而生畏”，她在2016年的演讲中表示。

那是一个流行女性戴大垫肩，穿男性化西装的年代。浸泡在银行业的女性和很多男性似乎没有“那么幸福，”她回忆说，“他们确实非常成功，也很聪明。但很艰苦。”

简而言之：她想要正常的生活。

在麦肯锡工作的强度也很大，但同样有催人奋进的动力：成为值得信赖的顾问，尽可能准确地帮客户进行预测。

 

 

 

两年之后，她结婚了，并于有望升级为合伙人的那年怀孕。

“很多人建议我，‘要升合伙人的时候别怀孕。’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今年10月《财富》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峰会上，她对我说道。

她生孩子两周后，公司通知她成为了合伙人。

在此之后，她确实听取了另一条建议：“我记得一位导师曾经对我说：‘你一生中会有好几份职业，要从几十年的视角进行衡量。为什么要着急，恨不得一步登天呢？’”

这番话刺激她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在麦肯锡当合伙人的五年全是兼职，并于2004年离开麦肯锡，去了花旗工作。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感到自尊受挫——因为能够看到那些没有自己资深的人职业发展更快。”她说，“但我真正感受到快乐，实现了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平衡。”

那段经历改变了她职业观，也改变了她在办公室工作的方式。

弗雷泽说：“当我回到工作岗位全职工作时，客户经常告诉我：‘现在的你更有同理心，以前的你只是台机器。’”

2004年，弗雷泽加入花旗，担任伦敦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部客户战略主管。此时的她又演回了银行业的剧本，却开始再次不走寻常路。

在接下来16年里，她在花旗担任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中学习了不同部门的业务，积攒了领导独立核算部门的经验，也获得了在公司内部建立联系和打造名声的机会。

“看她的背景就知道。”史蒂文森说。弗雷泽的轮岗“是持续积累的10年，这是一个巧妙的过程。”她说。董事会考虑接班人时，“这种工作经历会提升可信度”。

当然，如果其中一些岗位需要做出艰难决策，或需要处理陷入困境的业务，这种经历确实会有所帮助，但前提是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得当。

2007年9月，随着金融危机加剧，时任首席财务官的加里·克里滕登让弗雷泽担任全球战略与并购主管。她在接受这份工作后搬到纽约，协助时任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判断如何收缩银行规模。

她策划了将花旗日本证券业务出售给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交易，作价80亿美元。这帮助2009年的花旗获得了亟需的资本金。除此之外，她还为花旗将美邦经纪业务出售给摩根士丹利打好了基础。

任职期间，她在18个月内完成了超过25笔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花旗出售了价值近万亿美元的资产，裁员10万人。

弗雷泽回忆称，那段工作是她作为领导者的重要经历之一。

“当你真正能身处其位时，才能切实了解情况，不会流于空泛。”10月她告诉我。

“究竟要怎么做，才可以避免让客户驱动只是停留在墙上的口号？你做了哪些战略决策？及早着手，认真应对，然后逐渐累积优势争取胜利……危机当中的学习曲线最陡峭。”

尽管并购业务的经历很有价值，弗雷泽还是想实际经营企业。

2009年，潘伟迪给了她机会，让她回伦敦工作四年，担任花旗私人银行负责人，为花旗最富裕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份工作相当吸引人，尤其是与接下来在圣路易斯担任花旗抵押贷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比。

2013年她接手该工作，而这段经历正如她在2016年演讲中所承认的，当时的抵押贷款业务如同次贷危机后的“地球劫难”。在她执掌下，花旗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主要因为多年前花旗曾经向房利美和房地美出售不良抵押贷款，并为处理索赔支付了数亿美元。

2015年，高沛德任命弗雷泽为花旗拉丁美洲业务首席执行官，她再次获得机会力挽狂澜。

按净收入计算，拉丁美洲在花旗地区分部中规模最小但利润率最高，如同皇冠上的宝石。

花旗在墨西哥的零售部门，当时被称为墨西哥国家银行或Banamex，是墨西哥最大的银行之一，分行达1400家，占花旗全球实体分支机构一半以上。

在弗雷泽接手时，该业务深陷泥潭。

2014年2月，花旗披露称石油服务公司Oceanografía涉嫌从Banamex骗取了4亿美元。几个月后，Banamex发现某个为高管提供安全保障的部门员工向外部提供未经授权的服务，且从事非法活动，因此随后解散了该部门。

2017年，在接受《美国银行家》杂志采访时，弗雷泽谈到要改变花旗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不能再让员工“对问题恶化视若不见，而是要主动提出，‘我对老板的做法感到不安。’”

这项工作很重要一步就是让员工相信，举报不当行为之后，银行确实会采取对应行动。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她说。人们必须相信“他们提出问题不会惹祸上身，且公司会采取措施处理。”

 

弗雷泽出任拉美业务首席执行官后，拉美分部还出售了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消费银行和信用卡业务，更专注于当地机构业务。

与此同时，花旗向墨西哥注入了10亿美元，墨西哥是拉美国家当中唯一仍然有零售业务的国家。

2016年，花旗宣布了为期四年的投资，主要通过升级自动柜员机、提供新型数字工具和分行改造来提升客户体验。

弗雷泽任职期间，拉丁美洲分部的净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增长了8%和38%。

弗雷泽在这之后一次升职是在2019年10月，出任全球消费者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也表明她在拉美分公司的工作受到首肯，从而迈上新台阶。

从同事们口中透露出的迹象也可证实，弗雷泽是高沛德的继承人。

“消费业务占收入一半，也是直线经营业务，现在都交给了她，还让她当这块业务的总裁，这就是准备让她当首席执行官。”花旗集团主席约翰·杜根说。

不过花旗正式任命弗雷泽为首席执行官的时间比预期的要快。

弗雷泽被任命为总裁时，高沛德曾经表示他还要在花旗工作“几年”，然而11个月后，公司便宣布二号人物上位。

在领英的一篇帖子中，高沛德自称“坚决支持任期限制”。

杜根说，高沛德一直计划2021年离任，但如今决定将时间提前，以便弗雷泽能够“实际掌控”花旗改善控制和风险流程的进度。

时间表的提前也给了花旗董事会领先优势，使其成为了华尔街首家提名女性首席执行官的大银行。

“我们很高兴能够率先实现突破，也很高兴公司里有极为适合这份工作的候选人。”杜根说。

从很多方面看，弗雷泽强悍的简历与以前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有相似之处，但她对工作的态度却并不一定符合过往领导者的模式。

很多首席执行官都不愿承认自我怀疑的存在，她似乎不怕谈起。

她说，获得担任全球战略与并购主管的第一反应是，凭自己的能力难以胜任。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说服了她：“你为什么担心失败？尽力试试。就算失败又有什么关系？”

弗雷泽愿意谈论工作中人性化的一面，无论是缺乏自信、为人父母的压力，亦或是银行文化过往的失败。她不仅在华尔街同辈中鹤立鸡群，就算与其他在各自行业中“登顶”的女性相比也毫不逊色。

有些女性会担心，如果公开这类想法，会容易被贴上女首席执行官的标签。而弗雷泽则认为这种坦诚是优势：“在某些方面，我可能更容易受到伤害，我的一些男性同事不太愿意谈论这一问题的人性层面。”5月她告诉我，“这不代表软弱或无力，我认为这会使我更强大。”

在被派往拉丁美洲之前，弗雷泽曾接替现已退休的塞西莉亚·斯图尔特担任花旗美国消费者和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领导层交接期间，两人会见了全国各地的银行家。

斯图尔特回忆说，弗雷泽可以“很自然地坐下来和别人交谈，而且不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迅速建立联系。”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拥有饱含如此同理心的领导风格，能够坦诚地讨论各种情况非常重要。”斯图尔特说。

这种领导风格尤其适合应对疫情。“对美国企业界来说，2021年和2022年可能截然不同。”斯图尔特表示，“因此，花旗能有这样一位灵活，并愿意以开放心态领导公司经历变革的领导人，无论结果怎样，都是好事。”

当然，打破这层隐形天花板只是开始。这位大型银行圈子里的首位女首席执行官所接手的并非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

花旗任命弗雷泽为首席执行官后不到一个月，美联储和美国货币监理署均指责该行风险控制长期存在缺陷，为此花旗同意支付4亿美元。

而在此前的8月，花旗集团曾经向Revlon lenders误汇了9亿美元，约为正确金额的100倍。

根据货币监理署的指令，监管方面有权否决花旗的重大收购，必要时还可以强制要求花旗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变更。

监管机构“一般不会如此严厉，除非真被惹怒，”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曾经研究银行监管的亚瑟·威尔马思表示。

花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未能达到监管机构的预期深表失望，“正实施深层整改”。

投资者也渴望弗雷泽能够解决花旗的盈利能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花旗一直落后于华尔街的其他竞争对手。

 

此外，另一大挑战是对花旗的控制。

“当前正面临疫情和经济衰退夹击。贷款损失将上升，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杰森·戈德伯格表示。可以说，现在对银行家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时期。

监管举措对花旗来说是一记重拳，但威尔马思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巩固了弗雷泽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监管者默许，我怀疑她很难顺利晋升。”威尔马思说。（花旗对此拒绝置评。）

戈德伯格说，从弗雷泽的过往经历来看，她确实适合此时上任。花旗“需要一些调整，”他指出，“她在清理业务和扭转局面方面经验丰富。”

弗雷泽在10月的谈话中也对此表示了认同。

面对任何危机，“都要回过头来说：‘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将危局变成机会，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银行迈上新台阶？’”弗雷泽说。“如何激励公司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在私人银行成功过，在抵押贷款部门成功过，在墨西哥也成功过。现在有机会能带领花旗，我对此感到很兴奋。”

今年9月，弗雷泽成了第一位获得华尔街首席执行官职位的女性。到了明年2月，她将正式成为花旗掌门人。（财富中文网）

本文另一版本登载于《财富》杂志2020年11月刊，标题为《华尔街第一女性》。